其实,早在季羡林和任继愈先生离世之时,这种现象就曾出现过。彼时,很多人像悼念亲人一样,用眼泪缅怀两位老者。这些已经离世的老人都是做研究的老者,“板凳甘坐十年冷”是他们的共性。并且,他们不仅会做研究,而且为人低调。对于社会而言,他们具有稀缺属性。因为任何时代总不缺赶热潮的人,缺的是甘坐一辈子冷板凳的人。
在今天的中国,做研究的人并不少。比如,我们常说的博士研究生就是其中的主要群体,并且我们早已是博士年产量最多的国家。在博士数量“大跃进”的现实语境中,人们已经产生了一种“博士”无处不在的错觉。然而,博士虽多,他们中很多人和大师相比却存在云泥之别。
一方面,就学术研究而言,他们身上有不少“槽点”。哲学泰斗任继愈先生在2005年时就说过,近10年来我国博士生论文的质量在下滑。比如,众所周知,在新闻领域,很多博士做的研究就不是理论引导实践。为了评职称,他们狂刷论文、专著数量,但这些文字又没多少营养价值。因为出的书没人买,他们甚至还会在课堂上向学生兜售,还会制造“一鸣惊人”式的笑话。
而就教学而言,大师上课,学生常常会济济一堂。而有些博士上课,却只能假借“点到”机制,倒逼学生上课。他们不仅不以为耻,而且一口咬定学生不来上课是因为学生懒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,我们国家存在这样的现象:有的博士生毕业后,可以直接“当官”,有的可以直接获得“房子”,有的可以成为某学校的学科带头人。所以,想读博的人越来越多,但他们并不是因为爱搞学术。这类博士的举动不仅是在自毁,也在毁一个圈子的名声,更会增强人们对大师的缅怀感。
毫无疑问,当“扫地僧”在一个时代里碰上“伪儒群”,会让人产生鹤立鸡群的感官效果。国学大师季羡林曾经说他喜欢这样的人:质朴、淳厚、平易,骨头硬、心肠软、怀真情,不阿谀奉承,不人前一面、人后一面,无哗众取宠之意、有实事求是之心。也许,大师和大师之间有共鸣,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大师的人格特点,而它也该是现下很多人的一面镜子。